2019年3月，央視播出了紀錄片
《從<中國>到中國》。
片子幾乎零宣傳，卻收穫很大反響，
在網路上自動發酵，豆瓣評分8.1。

《從<中國>到中國》以上個世紀70年代外國導演
來中國拍的四部紀錄片為起點，
重新尋訪當年片中出現過的人和事，
做一個今昔對比，
展現40年來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里南京五老村幼兒園的孩子表演

《從<中國>到中國》南京五老村幼兒園孩子表演街舞
當年的四部紀錄片都是由享譽國際的電影大師拍攝，
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
然而在中國卻沒有過熱烈的回應，
其中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更是一度被視為禁片，
它激怒了當時的中國，遭到全民大批判，
如今我們終於能夠對這部片子談笑風生，

變得更加開放和多元。

朱允
《從<中國>到中國》的製作團隊都是90後，
我們採訪了總導演朱允，
她是一名28歲的北京女孩。
「在這部片子里，變化才是主人公。
很幸運，那些大師紀錄了
我們的父輩與祖輩平凡的生活，
想當年，這幾部紀錄片因其真實、高冷，
我們的父輩與祖輩漠視甚至反感它們，
但其溫度卻奇妙地傳遞到了今天，
給我們以力量，
希望我們這個片子也能傳遞到將來的某一天。」
自述 朱允 編輯 倪蒹葭

安東尼奧尼《中國》海報

《從<中國>到中國》尋訪了四部1970年代外國人來中國拍攝的紀錄片。一部是安東尼奧尼拍攝的《中國》，一部是來自法國的伊文思羅麗丹夫婦拍攝的《愚公移山》，一部是日本人拍攝的《上海新風》，還有一部是記錄美國著名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首次訪華之旅的《從毛澤東到莫扎特》。

這四部紀錄片，導演基本上都是我們當年高山仰止的大師。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和費里尼齊名，是20世紀最偉大的電影導演之一。

拍《愚公移山》的尤里斯·伊文思，被稱為「紀錄片之父」，抗戰時期就來中國拍了抗戰紀錄片《四萬萬人民》，1956年又被聘為中國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顧問，可以說是新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奠基人和開創者。

《從毛澤東到莫扎特》，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

《中國》裡邊騎車邊打太極的人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還沒有完全改革開放，外國人很難走進來。這個國家的內部情況如何，是不太為世人所知的。這幾位非常先鋒的導演帶著勇氣，突破重圍來到中國，為我們留下了那個時代的珍貴影像。

他們都來自當時世界上比較發達的國家：義大利、法國、日本、美國。在他們眼裡，中國是一個神秘又龐大的發展中的文化體。

在來中國之前，他們對中國都已經有不同程度的認知，有的人甚至長久以來心懷嚮往。當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誤讀。

2018年，我們開始做這個片子，距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正好四十年。我們想借這個機會，回顧當年這幾部珍貴的紀錄片，也試圖去講一講這四十年的變化。

《從毛澤東到莫扎特》尋訪人，大衛·斯特恩

對應每一位導演的片子，我們都找到了一位來自同一個國家的尋訪人。有些尋訪人的身份很特殊，比如尋訪日本導演牛山純一的《上海新風》時，我們邀請了牛山純一的兒子牛山徹也，他同樣也是紀錄片導演。

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尋訪人，就是過去那位導演的再一次投影。

我們跟隨這些尋訪人去找到當年在紀錄片里曾經出現過的關鍵人物，看看他們現在的生活過得怎麼樣，藉助尋訪人的眼睛，來看看現在的中國是什麼樣子。

我們的初衷就是要做一個今昔對比。因為起點是安東尼奧尼那時的《中國》，終點是記錄現在的中國，所以我就想到了《從<中國>到中國》這個題目。

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拍攝現場

從前被認為是「不好的東西」，現在「隨便拍」！

這四部紀錄片里，最有名的應該就是安東尼奧尼的《中國》（1973）了。

這部片子其實只拍了22天，從北京到河南、蘇州、南京再到上海，整個拍攝團隊都是安東尼奧尼從義大利帶來的，影片素材最後也是拿回義大利剪輯完成。

成片時長近4個小時，分為上、中、下三集，剪好後首先在羅馬進行了首映，在西方引起巨大轟動，之後又在威尼斯進行了公映。美國的電視台花重金買下了版權在本國播放，據說尼克松專門看了兩遍。

老高，這一集的尋訪人，一位來自義大利的記者，在中國待了近10年，他告訴我們，在義大利很多人沒看過世界，也沒來過中國，他們就看過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中國》里的麵店主任歐陽娟娟，25歲

《從<中國>到中國》歐陽娟娟，72歲

這部片子保存下了1972年的中國的珍貴視覺形象。安東尼奧尼拍下了那個時候普通中國人的樣貌——趕集的人，談戀愛的人，生產的人。在他的鏡頭裡，從外灘飯店望過去，黃浦江對岸還是一馬平川。

這是安東尼奧尼首次嘗試拍攝電視紀錄片。當時，封鎖了二十多年的新中國剛剛打開國門，和加拿大、義大利等西方發達國家建交，尼克松、基辛格相繼訪華，中美邦交正常化，中國在聯合國也恢復了合法地位。

1972年，周總理在接見義大利貿易部的代表時，提出是不是有可能兩國合作，拍一個紀錄片。

《從<中國>到中國》在義大利採訪恩麗卡

這個項目交給了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當時安東尼奧尼手頭已經有了新的電影劇本，但是他非常激動，立刻停下電影拍攝的工作，馬上攢了一個團隊，帶著所有的機器設備，來到中國。

他一直對中國很好奇，覺得中醫、針灸等等很神奇。我們去義大利，尋訪安東尼奧尼的夫人，也是《中國》的導演助理恩麗卡，在安東尼奧尼的家中，看到書架上還放著中國的哲學著作，比如《易經》。

當年，中國人對他們的期待是非常高的，接待的規格也是非常高的，為他們做了詳細的拍攝規劃，派專業的人、車陪同跟隨。

然而，中方很快就發現安東尼奧尼總是喜歡拍攝「不好的東西」，比如赤貧的農民，纏小腳的婦女，撿垃圾的人等等。
《中國》里的南京長江大橋

尋訪人老高坐渡輪看南京長江大橋

在《中國》中一共有20分鐘的南京鏡頭，其中近8分鐘記錄了當時南京五老村地區的幼兒園。安東尼奧尼在這個幼兒園停留了兩天，第一天園方儘力配合了安東尼奧尼的拍攝，但是當他們發現安東尼奧尼喜歡拍攝「不好的東西」，比如幼兒園的廁所時，就不再搭理他。

1973年，《中國》面世以後，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官方定性這部片子為「反華」影片，認為其有著「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並且掀起了全民大批判，比如南京長江大橋被指責拍得歪歪斜斜，不雄偉端正。其實，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並沒有機會看到影片。

直到將近30年後，2004年，安東尼奧尼的一個朋友把片子拿到北京電影學院做了一次低調的首映，這是《中國》在國內的第一次公開放映。之後慢慢地，這個片子在公開場合不再避諱被提及，等到《從<中國>到中國》在央視播出，這個片子也算是正式解禁了。

70年代深圳羅湖口岸

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至今可能還停留在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上，可是等他們親自來到中國，才發現根本就不一樣了。

片中的北京國棉三廠，現在變成了萊錦文化創意園。這也是首都的一個發展方向，要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安東尼奧尼當年入關的深圳羅湖口岸，曾經是一片荒蕪，現在全部是高樓大廈了。

在南京的那個幼兒園，我們找到了一位如今已經退休的老師，她對安東尼奧尼印象深刻，「他就一直盯著我們的馬桶拍」。今天再提起同樣的問題，她乾脆利落地說：「現在嘛，隨便拍！」

應該說，這是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帶來的人們觀察世界的視角不同。四十年前的我們，有一種遮羞的心態，自卑的心態，現在則有一種出自心底的自信。

我們在當下所做的尋訪記錄，可能沒有安東尼奧尼當年那麼偉大。但我們的記錄本身，其實已經能夠反映中國的一個變化了。我們眼中不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世界，而是變得更加開放、多元。

大提琴家王健今昔對比

音樂折射出的四十年變遷

尋訪《從毛澤東到莫扎特》時，我們請到了當初這部紀錄片的主人公，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的兒子大衛·斯特恩，他選擇了和父親一樣的職業。

這部電影記錄的是1979年6月小提琴大師艾薩克·斯特恩的訪華行程。在三個星期的時間裡，他舉行音樂會、講座，給中國學生即興示範。

艾薩克·斯特恩是十年動亂之後第一位進入中國的西方音樂家，片子由他自費籌劃。

大衛回憶，拍這個片子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決定，「是在餐桌上決定的，我母親提出了這個想法，遭到了我們兄弟姐妹的反對，認為沒有人要看這樣的電影。最後我們全家在餐桌上投票表決。一些未經計劃的美妙事情發生了。」
《從毛澤東到莫扎特》艾薩克·斯特恩

片子以一個美國人的視角，記錄了1979年剛結束封閉狀態的中國：狹窄破舊的街道，滾滾的自行車洪流，城市裡簡衣朴裝的民眾，鄉村裡光膀赤腳的農民，雜技和曲藝，武術和乒乓，長城和桂林山水，中國人的熱情和開始恢復生氣的氛圍……

艾薩克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的音樂學院的小提琴專業已經停止招生10年了，正準備恢復並擴招。斯特恩聽了一批年輕學生的演奏並進行了指點。

一名年紀最小的女生為斯特恩奏起了塔蒂尼的G小調奏鳴曲。她怯怯地開始，斯特恩在她拉到第二句時喊停，鼓勵她先把開頭唱一遍。之後，「再拉一次，就像你唱歌一樣。」

斯特恩教中國學生們怎麼通過演奏表達自己。他說，音樂是有感情的，去展現自己，突破人與人之間的一致性，表達自己的個性。那個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這是很開腦洞的一種提法。
1981年《多倫多星報》報道《從毛澤東到莫扎特》

當年給斯特恩拉過琴的一批學生，後來都成為古典音樂的人才。拉G小調奏鳴曲的何紅英，後來在香港地區創有自己的樂團，同時是香港演藝學院大學部的老師。拉大提琴的王健，當時是10歲的小學生，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最知名的大提琴家之一。

《從毛澤東到莫扎特》這個片名，也可以理解為「毛澤東」代表東方，「莫扎特」代表西方，中國人通過音樂，從東方走向西方，走向世界。

大衛·斯特恩以父親名字舉辦的國際小提琴比賽

1979年，大衛·斯特恩跟著父親一起來到中國時是一個16歲的男孩，如今，他已經是世界知名的一位指揮。2018年，我們籌拍這部片子的時候，他正好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要在中國舉辦第二屆艾薩克·斯特恩杯小提琴國際比賽。
他很願意參與我們這個紀錄片。大衛•斯特恩先生跟我們說，像艾薩克•斯特恩杯小提琴國際比賽這種量級的比賽，現在只有中國能辦得起來，因為中國的受眾群開始變多，中國的年輕一代對西方古典音樂充滿熱情，就連一個小城也有自己的音樂廳。

有一次在比賽之前，他指揮了一場音樂會。那場音樂會的曲目相當高深，需要有一定的修養才能夠欣賞。他竟然看到了音樂會坐位滿席，在座的很多都是年輕人。他覺得很神奇，這種場景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國家都是難以看見的，中國的音樂環境現在已經比國際好了。

但他同時也懷疑說，這麼多學生競相地考級、比賽，他們真的知道西方的音樂在表達什麼嗎？所以，這一次，在我們的鏡頭下，他不僅重走了父親當年走過的路，並且我們帶他去了更遠的地方——山西、內蒙古，去看看中國本土的音樂和文化是什麼樣子。

大衛·斯特恩在堯廟

我們帶他去了堯廟，去找了中國的馬頭琴音樂家齊·寶力高。寶力高創辦了一所馬頭琴學校，用西方的樂譜去編輯馬頭琴的音樂，讓馬頭琴的旋律能夠在鋼琴等等其他樂器上彈奏出來。他用這種方式保存自己民族的音樂遺產。

寶力高跟大衛·斯特恩彼此語言不通，但是相互之間非常能夠理解。大衛告訴我們，他的父親艾薩克曾經教育他：我們是一個來自猶太的家庭，猶太人為什麼要學習音樂？是因為要讓世界認知到猶太人的身份，音樂是他們表達自己身份和情感價值的一個方法，一個工具。

中國人其實也是同樣。我們的音樂一方面要同世界接軌，一方面也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價值。
《從毛澤東到莫扎特》翻譯呂宛如

打撈「中國的溫度」

我們這個片子拍起來最困難的一個部分，就是找到當年片子里的當事人，再去拍他們現在的狀況。

40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片子里曾經出現過的年輕人可能還在世，老人就大都去世了。

《從毛澤東到莫扎特》那一集，我們通過片尾的致謝名單，找到了當年給斯特恩一家當翻譯的那位女士，名叫呂宛如。大衛知道我們找到她的時候，特別特別激動，當場問我們要了她的電話。他覺得她的聲音對他來說，就是中國的溫度。
大衛·斯特恩和呂宛如近40年後重逢

當年，她和斯特恩一家成了好朋友，離開中國之後，斯特恩一家還給她寫信。大衛來北京中山音樂廳舉行音樂會的時候，我們請呂宛如女士也到場，他們兩個可謂是世紀重逢。

呂宛如女士已經80多歲，家裡擺著莫扎特的像，還有鋼琴。她其實是從事翻譯工作，也是因為那個片子的影響，萌發了學習彈鋼琴的念頭。

《上海新風》劇照
我們找到的大部分人都很熱情，帶我們回憶過去的情景。可是，我們費盡周折終於找到《上海新風》的導演牛山純一的兒子牛山徹也時，他卻一口回絕了我們的邀約。

《上海新風》拍攝的時候，中國和日本還沒有正式建交。片子拍的是上海弄堂里的普通人，1978年底在日本放映的時候，引起很大轟動，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態。

日本人對自己的個人生活比較保留，我們查了很多資料，也找不到牛山純一的家庭信息。直到無意中在書店裡碰到一本書，裡面寫了牛山純一的生平故事，提到他的兒子在NHK工作，也是一個紀錄片人。他和他父親不同之處在於，他父親的興趣是拍人，他的興趣是拍動物。

他的工作日程特別忙。我們給他發了無數封郵件，說服他抽空來上海拍攝，重新看看他父親當初拍過的那些地方。他終於同意了，來上海呆了三天，中間還有一天碰巧是他的生日。

牛山純一導演
牛山徹也在上海

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父親是一個工作狂，天天在外面拍攝，不怎麼回家，他小時候對父親多少是有些誤解的。

但是父親每次從國外回來，在飯桌上分享一些好玩的故事，也成為他走上紀錄片導演之路的契機。

牛山純一記錄了1970年代中國人談戀愛的影像。在同樣一片區域，牛山徹也遇見了相親角現場，看到父母把子女信息寫在卡片上，熱烈交流，他覺得特別神奇。
最後告別的時候，我們一起喝酒，他才表達說自己很感念，終究完成了這部片子，讓自己的人生變得更加圓滿，也讓他對父親的誤解得到了解答。

伊文思&羅麗丹夫婦

沒有拍到《愚公移山》的導演伊文思的妻子羅麗丹，是我們這個片子最大的遺憾。

2018年初我們聯繫她時，羅麗丹剛滿90歲，她一開始婉拒，直到我們找到了當年伊文思和羅麗丹在中國的翻譯陸頌和來幫忙。

陸頌和曾經為魯迅夫人許廣平工作過。因為《愚公移山》這部紀錄片，她和羅麗在一起相處有4年時間，成了親密無間的朋友。
翻譯陸頌和（右）和伊文思劇組的領隊、攝影師

2018年5月，陸頌和以及曾經伊文思劇組的領隊、攝影師，被我們邀請到了一起。陸頌和告訴我，伊文思是一個很隨和的人，而羅麗丹卻十分嚴厲，與她相處一定要非常「小心」。但是羅麗丹心地善良，無論走到哪，當地的孩子總是喜歡拉著她的手。我把他們重逢的照片和幾段視頻發給羅麗丹。

我不知道遠在巴黎的羅麗丹是怎樣被感動了，幾分鐘之內她給我發來了三封郵件。很快，我們約好，2018年9月，等她忙完手中的工作，她會在巴黎的家中等著我們。

去巴黎之前，我一直不斷給她寫信，把尋訪過程拍到的對比照片發給她看。她也會很關心地問我影片的進展如何，似乎拍這部片子也成了她本人的一個心愿。

然而就在我們準備去巴黎採訪她時，2018年9月19日一早收到信息，Marceline Loridan est morte hier …」（瑪瑟琳•羅麗丹昨晚去世了……）

我們有太多的問題想問，最後她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們，她就離開了。但是她已經以一種特殊的形式與這部紀錄片在一起了。
《從<中國>到中國》採訪
冷酒和父親的話，以後才會起作用

我們的團隊出奇地年輕，平均年齡二十四五歲。我是1991年出生的，算是年齡最大的成員之一。大家第一次嘗試這種比較宏大的題材，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其實只經歷了後半部分。這四部紀錄片的內容，其實是我們完全陌生的，有一些片子本身也曾經備受爭議，怎麼去讀解這段歷史，成了我們面對的一個最大的挑戰。

到底什麼才是歷史的真實呢？四位紀錄片的作者，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視角，我們也有我們的視角。事情的意義取決於當時當地的處境。

《愚公移山》中的雜技藝人和現在的藝人
《愚公移山》也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為了拍這部片子，伊文思夫婦倆花了5年時間，踏遍了大半個中國。片子長達12個小時，分為12集，按照當時流行的「工農商學兵」的分類法，記錄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片子在拍攝的時候，中國還處於政治運動的年代。經過了一個漫長的製作周期，等到片子拍完播出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改革開放。

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人們的心理也發生變化，社會發生了改變。中國不希望以當年的樣貌去呈現自己，這就造成了這部片子不知道該如何去評判。

《愚公移山》中的婦女船隊

我們現在再看這部紀錄片，覺得記錄下的很多故事都非常有意思。比如伊文思拍到了一個島叫大魚島，有一個婦女船隊。本來漁民中間流傳一種迷信，女人不能上船出海，否則會帶來厄運。但是在那個年代，人們相信婦女能頂半邊天，於是就誕生了唯一的一支婦女船隊，之後直到現在，都再沒有了。

那個年代，也許是中國男女關係最平等的一個年代。那些婦女船員，對當年的生活非常懷念，雖然物質條件非常艱苦，但是每天都帶著「我能」的心態去努力，精神世界非常的快樂充實。

我們去尋訪曾經的婦女船隊的船長，現在她開了一個工廠，經營得不錯，卻因為「女強人」的身份，和家庭會發生種種矛盾，家人覺得她是不是太強勢了。所以我們看到，有些東西不一定是直線前進，也有往回走的，歷史是螺旋形發展的。

爺爺和郎佳子彧的手

尋訪《愚公移山》的時候，我們找到了其中一個手工藝人的後代。他們家三代都捏麵人，叫「面人郎」。我們拍到的郎佳子彧是第三代，1995年出生。

《愚公移山》拍到的是他的爺爺。他在爺爺去世之後才出生，是從這部紀錄片里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爺爺的影像。當時他哭了，非常感動。

郎佳子彧大學學的是傳播，現在，他在雍和宮附近有一個自己的面人工作室，平時也會參加一些活動和演講，想讓更多人了解這一工藝。

他從來沒有出過國，但是英文很好，語言積累都是在學校完成的。我們這一集的尋訪人是法國人，兩個人講英文，越說越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能夠達到一個怎樣的優秀程度。

《上海新風》中魯美玲和兩個孩子，孫震宇、孫雯姬
《從<中國>到中國》魯美玲和孫震宇、孫雯姬

拍完這部片子，我感到最大的收穫就是對當年這幾部紀錄片的重新審視，給今天的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力量。

它們曾經被我們漠視、排斥，或者被我們遺忘，但是其溫度仍舊越過重重障礙奇妙地傳遞了下來。日本人有一句諺語，「冷酒和父親的話，以後才會起作用」，不知道我們拍的這部片子，是不是也能成為一瓶冷酒。

回顧過去，我感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一個從高到低，或從低到高的層面去遞進的，而是一種勻速全部到達的狀態。每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可能不同，條件也不同，但他們的心態和感受都是相似的，都讓你感到一種溫暖、開放。

其實人和人的區別是不大的，大家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都是相似的，我們都是在努力往前走。